| 明月何年初照人
——解析李白与苏轼作品中的月亮意象
摘 要:李白与苏轼作品中的月亮意象的不同内涵,体现了作家对大自然持有的不同态度。李白对自然界是持主客二分的态度,苏轼是物我为一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就会与自然界形成不同的关系,而身处不同关系之中的作家也会得到不同的人生感悟。
关键词:月意象 主客二分 物我为一
北宋词人苏轼的一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千古传唱,据史料记载,中秋之夜,情思奔涌的苏轼之所以把酒问青天,是受了诗人李白《把酒问月》诗的启发,然而,两位文学家“问月”的结果却迥然不同。我们看到,李白“把酒问月”抒写的是自我的人生迷茫与孤独,而苏轼的“明月几时有?”问出的却是对人生困苦的释然。同样的一轮明月,承载的却是文学家不同的人生体验与感悟,本文试对此进行对比分析。
一
李白是我国古代写月写得最多的诗人,他的《把酒问月》诗赋予月亮神秘而孤独的形象特点:“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缘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明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长照金樽。”对月亮满怀向往的诗人正在为攀明月不可得而感到遗憾之时,月亮却主动地来到身边与他相随而行,使人倍感亲切;清光焕发,美如飞镜般的明月虽然给人亲切之感,可是人们却无法对它了解更多,只能见到它总是由海上而来,在云间沉没,这又使人感到神秘而难测。再看那明月之中的白兔,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捣药,为的是什么?它不得而知。那碧海青天里夜夜独处的嫦娥,该是多么寂寞?也无人理解。这怎能不令人又感到孤独与茫然。
笔者认为,李白之所以赋于月亮形象这样的两个特点,是他本人真实的人生感受的体现。李白才华过人,且志向高远,他一直渴望着有朝一日能一鸣惊人,以实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大志愿。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总是遭遇挫折,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翰林学士的生涯仅仅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被赐金放还,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但没能取得成就,反而因此获罪而遭流放。才华不能施展,志向不得实现的李白怎能不感受到困惑和迷茫呢?现实世界带给他的体验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茫然之中的他自然地就孤独、寂寞,就像月中捣药的白兔,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似月中独处的嫦娥,无人理解自己的愁苦。无奈的李白只能“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长照金樽。”在皎洁的月光里,以长歌与醉酒聊以自慰。
苏轼写月的作品并不多,可《水调歌头》一词却写出了月亮独有的境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归去”二字,写出了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厌烦之感,厌倦了现实人生的苦闷心灵要寻找归宿,可是,面对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作者却是“欲归”又“恐”,心怀忐忑。接下来作者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人虽然最终没能乘风归月,可迷茫的心灵却寻到了归宿,因为体验着人间悲欢离合的苏轼理解了月亮的阴晴圆缺,并由此体悟了“此事古难全”的生活规律。人与月从天地之遥到相融为一,苦闷的心灵释放了痛苦,获得了宁静,宁静的心灵向着人间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由此,我们认识到,李白的《把酒问月》仅仅是借月亮形象表达了自己孤独茫然的心境,而苏轼的“把酒问月”却是通过月亮的运行规律体悟到了人生的真谛。
二
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因表达情思的需要,经常把自己的主观思想赋予特定的自然物象之中,那些蕴涵了作家思想的自然物象就被称为意象。因此,意象就是指“客观物象的‘象’被主观的‘意’用一定的语言文字组合并作为书面语固定下来的心灵化概念”不同的作家因其具有的不同的主观思想,自然地就赋予了同一物象不同的思想内涵。李白在现实的人生旅途中体验到了茫然与孤独,因此,他诗中的月亮意象就是神秘的、孤独的。而同样经历着人生坎坷的苏轼,当然会与李白怀有同样的人生体验,可他的词中的月亮为什么就是阴晴圆缺的自然形象呢?
人是物质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从原始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片刻也没能脱离过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人们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精神上参与着与大自然的信息交流。千百年来,文学作家们面对着大自然中的万千气象与缤纷景色泪眼问花、伴月起舞,把他们的悲喜忧欢与自然万物紧密相联。由此,自然万物走进了文学家的心灵世界,文学家的精神也参与进了生生不息,活泼流动的自然万物的运行之中。然而,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不同的作家,在与自然万物进行信息交流之时,其心灵对自然界持有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作家的这种不同态度的分析就能够使我们理解李白与苏轼的月亮意象之所以不同的缘由。
总起来说,作家对自然界持有的态度分两种:一种是主客二分的态度,持此态度便与自然界形成一种主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家以我为主体,以自然界为客体,而客体的运行是以主体为轴心的。李白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一种主客关系。我们看到:李白任侠,他的《关门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其月亮就具备了侠性;李白孤独,“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月亮就会来与他为伴;李白怀念朋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廊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月亮就会为他传递友情;李白出游,“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亮就会一路随影相送。面对月亮,李白是以主体的态度,在月亮中追寻自我,表现自我。“是他把自己的至情融入了月这一物象之中,通过独特的月意象,付与了月新的生命。
另一种态度是与世界整体合一的态度,由此形成一种与自然相融相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家能够“超越在场的东西,通过想象把在场与不在场结合为一,从而达到人与万物的自由境界,亦即达到真理。”苏轼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一种整体合一的关系,“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苏轼作品中的月亮不是围绕主体运行,而是具有自己的运行规律:那就是盈虚有时,卒莫消长。我与月亮运动之中则瞬息万变,不变之中则无穷无尽,在“变”与“不变”的状态中作者与月亮由同行而达到相融为一。
三
李白与苏轼都是才华过人的文学家,他们在自然界面前持有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们对于人生意义的不同追求。李白是一位道教徒诗人,唐代的道教极为盛行,据史料记载,当时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信教者广为存在。唐代至少有6位皇帝因误食丹药而中毒身亡,足见道教的影响之深。李白正式履行过入教仪式。从宗教信仰上来看,“与儒家、道家相比,道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色彩。”李白就是高扬着个体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因受道教的影响而渴求着现世生活的快乐。“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他的这种追求的真实表达。另一方面又因自己具备过人的才华而渴望取得建功立业的人生成就,缘此,他在接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时才高兴得唱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已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在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获罪之后的数年,还拖着年近六十岁的身体,准备再一次踏上征途去参加李光弼的平叛部队。“人愈是把自己惟一地当作主体,当作所有存在者的尺度,他就愈益迷误。”李白的一生是充满愁苦和矛盾的一生,也是在迷误中苦苦找寻自我的一生。
苏轼是一位道家知识分子,“道家对人生的启示是‘以无厚入有间’方得以自由自在。苏轼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对进退穷达的态度只不过是不刻意于进、于达、于功名,像‘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样,这就是自然而不损己。”遵循着自然而不损己的人生原则,苏轼得以无往而不“适情”、“乐意”。在自然面前,他就顺任自然,按照自然的运行之“道”,把自我融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之中。“人首先是生活于此万物一体的‘一体’之中,或者说天人合一的境域之中,它是人生的最终家园,无此境域则无真实的人生。”能够找到人生的最终家园的苏轼,面对现实生活的风雨坎坷,自然就能做到泰然处之,宠辱而不惊。
参考文献:
[1]蔡振雄:《古典诗词自然意象成因初探》,《韩山师专学报》,1994.12。
[2]吕华明:《太白之月意象》,《江西社会科学》,2001.3。
[3]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4]陈 炎、李红春:《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昆仑出版社,2003。
赵兴燕:山东科技大学文法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