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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
丫丫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今年只有七岁多一点儿。丫丫长得很可爱，圆圆的小脸蛋儿粉嘟嘟的，眼睛大大的，眼仁儿黑黑的，眼白蓝蓝的，颇有点像希望工程公益广告上的那个“大眼睛”。尽管用花朵来形容女孩儿已经很滥、很俗，但我的想象力实在有限，想不出更好的词儿来形容丫丫，还是觉得丫丫就像个鲜嫩的花骨朵。
丫丫很懂事，小嘴儿很甜，从小就经常说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大人话。比方说，论辈分她爸爸叫我叔叔，她就该叫我爷爷。在她三四岁的时候，他爸爸有次带她来我家玩，让她喊我爷爷，喊我妻子奶奶。她不情愿，说她爸爸骗人。她爸爸就问她为啥这样想，她就指着我妻子说：“哪有这么小的奶奶啊，她不就是个阿姨吗？”逗得大家一通好笑。往后她再来我家的时候，依然管我和妻子叫叔叔、阿姨。我就逗她：“不是跟你说了吗，要叫我们爷爷、奶奶，你怎么还叫叔叔、阿姨啊？”她一本正经地答：“这样叫显得年轻啊！”于是，我彻底无解。
再比方说，有时她来我家玩，我们会送她个小玩具啥的。在这样的时候，她往往会说：“我不能要。我爸爸说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我就说：“咱们是亲戚，不算‘人家’的。”她答：“不算‘人家’怎么不住在一起啊？不住在一起就是‘人家’。”在反复劝说下接受之后，她会很认真地说：“我不能白要你的礼物，过几天我会送你一件礼物，我要给你画一张很好看的画。”丫丫爱画画，她的画经常受到幼儿园阿姨的表扬。所以，她认为自己的画够档次，满拿得出手。
长得招人怜爱，又乖巧懂事，见过丫丫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至于她的爸爸妈妈，自然更应当把她当做掌上明珠一般宠爱才对。但令人惋惜的是，丫丫从不到五岁就基本上等于没有了妈妈。
丫丫的爸爸是个寡言少语的小公务员，家里有啥事轻易不对外人讲。我隐约感觉到，他同妻子的关系一般，因为他们两口子很少像别人那样出双入对。他到我家来，妻子基本也不跟着。到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离得很平静，没有争执吵闹。至于离婚的原因，既非“小三儿”插足、红杏出墙，也非家庭暴力、打闹不休。我只是大约摸地听说，他妻子是个极为要强之人，对他与世无争、整天窝在家里的习性很是看不惯，觉得他提拔得太慢，很有些个窝囊废、没出息。反复督促不见悔改之后，两人便劳燕分飞了。
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了父亲，连同他们住的那套蜗居。据说他坚持要孩子，他的妻子没怎么争就顺水推舟了。分手一年之后，他的妻子便择木而栖，另做他人之妇了。据他讲，离婚都两年多了，前妻从未来看过孩子。所以我说，丫丫是基本上等于没有了妈妈。都在一座城市里住着，孩子又这么可爱，当妈妈的怎么就能如此冷漠，不来看看自己的女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丫丫不知道，或者说不懂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了婚。爸爸告诉她，妈妈出国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丫丫就信了。办完离婚手续，妈妈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要走的时候，丫丫把自己的两件小衣服塞进了妈妈的提包里。妈妈不解，问丫丫是啥意思。丫丫就说：“你不是说我身上的奶味儿好闻吗？你出国那么多天，想我的时候，就闻闻我的衣服吧。”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丫丫的妈妈在听到这话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又如何能狠心将脚步迈出家门。在丫丫她爸爸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发潮了，很不好受。
丫丫很想念妈妈，隔几天就问爸爸，妈妈是不是快要回来了。在幼儿园里，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轮着接送，丫丫也想让妈妈接送自己几回。丫丫的爸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天真无邪的丫丫，说妈妈不久就会回来的。小孩子认死理儿，就追问不久到底是多少天。无奈之下，她爸爸只好说，只要丫丫好好听话，等到上学的时候，妈妈就会回来了。听了这话，丫丫便盼望着快快上学，还专心地画了一些妈妈领着自己上学的画儿。
好不容易盼到了上学的那一天，丫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妈妈并没有像爸爸说的那样，如期回来接送她上学、放学。她爸爸说，上学之后，丫丫倒是不怎么追问妈妈啥时回来了，但对他却有了老大不小的意见，说爸爸“不诚实，老骗人”。
没有了见到妈妈的指望，可怜兼可爱的丫丫，只好用画画来寄托自己的思念。在她住的那间小屋里，挂满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关于妈妈与女儿的图画。我相信，不管是谁看了这些稚气但却充满了渴望的图画，都会觉得心头发酸，眼睛发热。
见不到妈妈的丫丫，就像缺少雨露滋润的花朵，令人伤感地有暗淡些发蔫了。与同龄人相比，她的眼神，有了一些忧郁；她的脸色，多了些许落寞。有的时候，本该天真活泼的她，就像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一样落落寡欢，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有的人说，丫丫上学之后，真看出来是长大了，变得更懂事儿了。但我知道，事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丫丫的神色似曾相识，我在不少缺乏母爱的孩子脸上都见到过。这不是什么长大与成熟，而是一种心灵枯萎的迹象。说这话也许有些残酷，但我觉得这是让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对幼小的孩子而言，世上并非只有妈妈或者爸爸好，而是爸爸妈妈一个也不能少。就拿丫丫来说，她的爸爸对她很好。
但是，父爱纵使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也无法代替母爱的作用。一颗长期缺乏母爱滋润的幼小心灵，出现一些枯萎的征兆，实在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还好，在丫丫的心目中，妈妈这个圣洁的名称还没有被妖魔化。当然，这全拜她爸爸那些善意的谎言。多传导一些善意，少播种一些仇恨，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善莫大焉。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知道丫丫她妈妈的想法与动机，也无意去判断她为人处事的善恶和对错。我只是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女人，怎么能够舍得抛下这么可爱的女儿不管不问，有多大的事儿能比得上这浓浓天伦之乐！再说了，都在一个地方生活着，又不是天涯相隔，怎么就能咬牙顶住不来看一下自己的女儿，难道是怕影响自己现时的生活？尽管我已到知天命之年，但只要一提起或想起女儿小时候的一些可爱行为或语言，心中仍会泛起一阵阵暖流，有时竟至不能自持。惟其如此，我才越发不能理解丫丫她妈妈的做法。
人们常说，婚姻就像鞋子。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在人们的思想大受禁锢时期，大家视离婚为大逆不道，畏之如虎狼。即使鞋子夹脚得到了无法行走之地步，也得硬忍着，轻易不敢摆脱那鞋子的束缚。这些年倡导个性自由，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事情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今这婚姻在一些人看来，还真就如同暴发户对待鞋子一般，有些个旧了、不舒服了，甚至是看不顺眼了，干脆就换掉得了，我有钱我怕谁！
婚姻像鞋子，这个比喻真的蛮贴切。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合适尺码的新鞋子刚买回来，穿在脚上通常都会有些不适，穿一阵儿也就好了。也就是说，脚与鞋子之间，存在一个磨合与相互适应的过程。一感觉不舒服，就将鞋子扔掉的人，再怎么有钱也注定是个败家子，迟早会破落的。同样，视婚姻如敝履，只顾自己的所谓幸福，不肯迁就适应别人，也不顾孩子的感受或者伤害孩子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个极端自私之人。
丫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为了心头之肉的幸福快乐，适当约束一下或牺牲一点脚趾头的舒适度，是应该的，也是很有必要的。说这话，我不怕被人看作是道学先生。
山楂树
我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原本是个写小说的题材，起码我是这样看的。但因了它所具有的那种如歌如诉之气质，我还是决定将其写成散文。
很不巧，就在我着手写作这篇小文的过程中，无意中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张艺谋打算拍摄一部电影《山楂树》，根据畅销小说《山楂树之恋》改编。我承认我有些孤陋寡闻，既没听说更没看过这部小说。但写作题材与人撞车，总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倘若再有模仿与抄袭的嫌疑，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赶紧在网上搜出《山楂树之恋》，粗略看了一下。还好，彼《山楂树》非此《山楂树》，他表达的是一种理想，我叙述的一种事实，两者只是重名而已，内容不搭界。
苏联歌曲《山楂树》，是我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曲子。它不仅曲调优美、意境浪漫，而且还带有些许淡淡的感伤色彩，很容易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如果说这首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应不为过。
我是从一个青岛知青那里学会这首歌的。那年，我去县里参加知青积代会。会要开好几天，晚上没啥活动安排的时候，各个公社的知青们便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以活跃气氛。我们邻村知青点有个姓吕的知青想说段相声，但却找不到搭档。听说此事之后，我便自告奋勇了一把。于是，我俩便合说了一段马季的《友谊颂》，他逗我捧。虽说我的行为属于矬子里拔将军之举，但我俩配合还算默契，倒也赚了个满堂彩。散会的时候，那哥们儿很有些恋恋不舍地对我说：“要是我们点上有你这么个伙计就好了。”
说来也巧，我们周围几个知青点上的知青，文化水儿都有限，大多数人只是勉强混到初中毕业完事，对读书看报之类自然也就不大感冒。有的乡亲们就曾笑话我们是“知识青年没知识”。在这种情况之下，喜欢看几本闲书的我，便被小吕引为了知己。有点空闲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串来串去地互相找着玩。
小吕大我两岁，早我一年下乡。他生得眉清目秀、挺拔高挑，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接触的次数多了，我由衷觉得，他是个多才多艺、知识渊博之人。在这方面，我自愧弗如。
由于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小吕在他们知青点上过得并不如意。有很多话，他无法、或者不敢同点上的伙伴们说。但人的倾诉欲是难以遏止的，在我这个外来的崇拜者面前，他便完全不设防了。
在小吕他们知青点的村头，有一条幽静清秀的小河静静地流向远方。岸边，生长着一株株粗壮繁茂的黑槐树。这个充满情趣的好去处，是我和小吕经常海侃神聊的地方。在这儿，他对我讲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还唱了好多优美的歌曲给我听，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等。
可能是受家庭的熏染，小吕特别偏爱苏俄的文学和音乐。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曾经留苏学习多年，家中原本有好多苏联的文艺书籍，但在“破四旧”的时候，都被抄走烧掉了，很是可惜。现在说的、唱的这些，靠的都是自己的记忆了。我听得出，他的话语中透出无限的哀婉。
我与他相识在1975年冬。此时，已处“文革”末期。这个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环境，无可争议地已经有所改变和松动。尽管我觉得从小吕嘴里流淌而出的这些故事和旋律，似乎都是“苏修”的一些“毒草”，但他讲得、唱得太吸引人了，我是那么地崇拜、尊敬他，也就丧失了同他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我不知道，倘若这一切发生在人们思想最狂热、行动最激烈的“文革”初期，结果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一个风轻星朗的夏夜，我俩又来到了那条小河边。夜色如水，露气润泽，星星不停地闪烁，就像姑娘们水灵灵、湿漉漉的眼睛在眨。清风掠过水面，送来一阵阵馥郁的槐花香气，此起彼伏的青蛙和夏虫鸣叫声，更反衬出夜的宁静。小吕弹着一把廉价吉他，用深沉圆润的男中音，唱起了那首使我难以忘怀的《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列车飞快地奔驰……”
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有好几段，还有副歌。前两段歌词情调优美浪漫，后面的就有些伤感无奈的色彩了。或许是受到歌曲意境与美好夜色的感染，他向我吐露了心底里的一个秘密。
他上中学的时候，有个美丽圣洁、优雅端庄的女同学，与他彼此中意。她原本也该下乡的，但家里给她办了个疾病证明，就留在城里待业了。尽管双方还未正式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但他坚信，双方心已相许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比方说，他下乡都快两年了，那姑娘还坚持每周都给他写封信，其中虽然没有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语，但却随处都流露出盼望他回城就业，团聚相处的心愿。
在他的叙述中，那个姑娘是那么地温婉可人、善解人意，简直就如纯洁的天使一般。他慨叹道，假如能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下乡、共同劳动歌唱，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每当想起姑娘那甜蜜灿烂的笑容，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因为这笑容，他觉得每一天的阳光比之昨日，都更为明媚亮丽。而这偏远乡村的天空、大地、草木、禾苗，也随之变得无比生动起来。比如，这首优美动听的《山楂树》，感觉就是唱给那姑娘听的。尽管天各一方，但她的心应该能感受到这歌声。说着说着，我看到他的脸上就露出一种无比神往的表情，尽管是在迷蒙的夜色之中。
迷人的夜色，优美的歌声，纯洁的爱情，使得正处青春萌动期的我，也不免为之意驰神迷起来。从此之后，我俩每次相聚，他都要唱《山楂树》，但基本是只唱前两段。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平原，没有山楂树，我以前也没有见过山楂树。但这歌声，却使我仿佛感受到了山楂花开的烂漫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三秋”农活繁忙，我俩有些日子没能相聚。等有个空闲我去看他的时候，却发现往日那个才情四溢、神采飞扬的小吕已不复存在。他神色恍惚、目光迷离，人也瘦了许多。对我关切地询问，他不置一词，只是默默地捡起那把吉他，如梦游般向门外走去。
我跟他来到那条小河边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他坐在河边，仍是一言不发，低着头缓缓地拨响吉他，低沉忧郁地唱起了《山楂树》：“秋天白鹤歌声已消失在远方/大地已经盖上浓浓一片白霜/但是在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我们三人到如今还徘徊在路旁。呵，美丽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
我知道，这是歌曲的第四段和副歌。小吕唱了一遍又一遍，声调里透出无限的凄凉与悲伤。在秋夜凉月的映照下，我看到两道清冷的光，悄然划过他瘦峭的面庞。此情此景，使我的心情也随之酸楚哀伤起来，脸上隐隐有丝丝凉意掠过。
唱了很久很久，直到嗓音有些嘶哑了，小吕才停了下来。歇了一会，他异常难过地告诉我，自己心爱的姑娘，将要另投他人怀抱了。他说，姑娘给他来信了，她的父母为了解决女儿的就业问题，逼着她答应了一个男人的求婚。那男子的家长有些势力，不仅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在当时人人羡慕的铁路部门上班，还对姑娘的父母保证说，只要答应了这门亲事，他们的女儿就准能进国营单位工作。正为女儿的工作问题焦虑不已的他们，无法抵挡这样的诱惑，便只有就范一条道了。
小吕还告诉我，那个男人跟自己是同校同级的中学同学。那就是个胸无点墨、粗陋无比的混混，一天到晚除了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再无所长。他坚信，自己心上的姑娘之所以同意这门婚事，一定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她的心肯定还是属于自己的。但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一个白天鹅般的姑娘，怎么能让一个黑狗熊样的蠢笨之人抱在怀里！每每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就会绞痛难忍。他也相信，在这样的时刻，姑娘的心也会流血。
那一夜，我们直到东方微白才分手。涉世未深的我，尽管对小吕说了不少开导劝解的话，但肯定属隔靴搔痒之举，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听小吕他们知青点伙伴们的叙述了。收到姑娘的来信之后不久，小吕就请假回了趟青岛。当他在街上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小鸟依人般亲热无比地偎依在那个傻大黑粗的家伙身边之时，精神便彻底崩溃了。
回到知青点之后，他做啥都无精打采，看上去有些神经兮兮的。一有点空，除了没完没了地唱“秋天白鹤歌声消失在远方”几句歌词之外，就是疯狂地写诗，绝望使他再无顾忌。所写的内容，在思念故乡、追忆爱情之余，不免会抱怨，甚至“攻击”一番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他认为，正是这样的政策，夺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
写来唱去的，就被知青带队干部给发现了。家庭出身不好，不好好改造，老爱唱些“封、资、修”的反动歌曲，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这种“反动”行为岂能放任不管？于是，小吕的下场就别无选择，只能是进班房了。再往后，知青运动曲终人散，大家各奔东西，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小吕的任何消息。
小吕的悲剧，除去时代的因素之外，我觉得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原因在。他是个生性浪漫，耽于幻想之人，又比较执着，把爱情看得过于美好、纯洁，因而陷入了一场一厢情愿的爱恋之中不能自拔。对于这段感情，他付出了很多，期望也很多。当那个美丽的泡影一旦破灭，便成了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在人世间，大家都赞美、期待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爱情。惟其如此，也反证了这样的爱情可遇而不可求。我很赞同贾平凹“世间的爱情故事很多，爱情很少”的说法。是的，理想中的爱情很美妙，现实中的人们很无奈。小吕不明白，绝大多数人的爱情，其实很难摆脱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玩之影响。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追求梁祝式的超凡脱俗之爱，无异于追逐镜花水月、海市蜃楼，是件很奢侈的事情，需要付出极高的情感成本。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怀念小吕，耳边常常响起他那美妙动听而又带有一些忧伤的歌声。
“文革”终结之后，许多曾经的“毒草”陆续解禁。当我重新听到《山楂树》那熟悉的旋律之时，双眼不禁一阵潮热，心中感慨万端。
哦，久违了，山楂树……
一个有才的生产队长
“惹着保管掐秤砣，惹着会计使笔戳，惹着队长派重活，惹着书记没法活”，这是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在乡亲们中间流传甚广的一段顺口溜。
这段概括挺形象。在计划经济时期，说老百姓的命根子捏巴在这些人手里，怕不为过。比方说，在分粮分物的时候，保管的秤高秤低，在计算各家各户分配方案的时候，会计的笔轻笔重，里外里差大发了。至于生产队长，哪些活既轻快又能让你多挣工分，就是他一句话的事情。而老少爷们儿入党、上学、参军、招工等人生大事，哪件不攥在书记手心儿里？倘若这些人是些个小肚鸡肠之辈，惹着他们的后果，那可真是相当地严重。
话是这么说，在我下乡插队时遇到的生产队干部们，却都不是这类人。我想，事情之所以是这样子的，可能是因为我的运气好之故，也可能是这世上好人原本就不少。
就拿会计来说，是个非常老实本分而又认真之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趴在那里算账，少言寡语的，经手的账目从未引起过争议。保管呢，在分粮食，特别是像地瓜、玉米棒子一类水分比较大的品种之时，那秤杆子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不论是给谁家分。在上级控制很死的计划经济时期，队干部们也只能动这么点小心眼儿，给缺衣少食的乡亲们多留点口粮。
记得有一回分地瓜，有个愣头青怒冲冲地找保管理论，说自家分的300斤地瓜，怎么看上去还不如临近那家280斤的一堆大。保管不动声色地把秤递给他，让他自己去复下秤。复完之后，保管问：“你看仔细了吗？是多少啊？”那愣头青有些不好意思，气明显短了许多：“320来斤。”但还是有些不服气，随着又咕哝了句：“我就是看着旁边那一堆比俺家的多似的嘛。”保管就有些生气了，责问道：“你知道那一堆是分给谁家的？×××啊（村里的一个老民办教师，威望很高），你能和他攀吗？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一个壮劳力。他除了会教书，地里的活是横草不会拿、竖草不会动，分的粮食见年不够吃，照顾照顾他又怎么了？你和你的兄弟姊妹哪个没跟着他念过书啊？没良心的东西！”那个愣头青被说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除开这些人之外，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产队长。我插队的时候，我们这个生产队刚换了队长一年多。他是个黑黑瘦瘦的汉子，说话办事总给人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虽说年龄不大，只有三十来岁，但脑瓜活泛、能说会道，又富有同情心、做事公道，把老少爷们儿摆弄得服服帖帖的。比如暗中照顾那个老民办教师的动议，就是他提出来的。
起先，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因为他是个极有语言天赋、且口无遮拦之人。“东方亮下雪，一明二白”、“到背着手尿尿，不扶（服）你”、“老婆子跳井，尖脚（坚决）到底”等俏皮话，不时巧妙贴切地从他的口中蹦出。但他也常常出语尖刻，让人难受。比方说，当他认真地教我们某项农活，而我们却总是不得要领的时候，他一急，就会冒出句“狗熊它娘是怎么死的”之类损人的话来。再比方说，当我们不知深浅地非要抢着去干一些重活、技术活的时候，他总会用“癞蛤蟆垫桌子腿，硬撑”一类的比喻，来浇灭我们的热情。
相处的时间长了，我对他的看法也慢慢地好了起来，感觉他对我们知青还是挺关心的。安排给我们的活路，既让我们力所能及，又不显得难堪。每当有乡亲流露出不愿与知青搭帮干活的意思时，他都会为我们撑腰打气，说：“你们也别豆虫尾巴自撅（觉）着能，谁还没个里长外短啊？你们和人家比比念书试试？”
有点生不逢时的生产队长，很有些个经济头脑，比较善于用经济手段解决生产问题。在他当队长之前，各队普遍实行劳动力分级的办法，很像时下的职称评定。根据体力、技能等因素，将劳动力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最高。大家干一样的活，收工后先记同样的工分，称为毛分。然后，再根据劳动力等级的不同系数，折算成实际工分。以毛分十分为例，一级可以折成十分、二级八分、三级六分，差距蛮大的。事实上，有些农活，比如锄草、间苗、平地、打叉、喷药等等，弱劳力未必就比壮劳力干得少或者差。因而，很多人就对这个办法啧有烦言。
我刚插队的时候，队里还保持着给劳动力分级的做法。我因为年少体弱，初次定级被评了个三级，也就是最低一级，让我很是不爽了一阵子。尽管制度还在，但在队长手里，却已名存实亡。无论是什么农活，他都喜欢将其量化成具体的实际工分。一块田地，他打眼一看：“平整这块地，一共20分，你仨干不干？”或者是一堆粪，他约莫一量：“把这堆粪运到西洼地里去，一共12分，你俩干不干？”
经他这么一调理，抱怨不满的少了，磨洋工耍滑的没了，农活的质量与进度也上去了。说他的办法调动起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我觉得应该不算夸大其词。
应该承认，他的眼光挺贼，算计很精，把握极其有度。对他确定的工作量与分值，大伙儿都觉得公道合理，基本准确。到了年底决算之时，队里也实现了收支平衡，没有出现工分方面的通货膨胀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在量化考核指标、落实岗位责任制方面，这研究那论证的，费了很多心思，但却效果不彰。而没啥理论功底的队长，却在实际工作中操作得得心应手，不免让人为之慨叹。
对于一些十分复杂的难题，队长则用最简单的办法予以解决。比如说，那时每家已经有了三分两分不等的自留地，用来种些茄子、辣椒、黄瓜、豆角之类。那一年，原来的自留地由于机耕的原因，要并入大田，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需另行调整。这是件很挠头的事情，地块的好坏，离路、井的远近，大家都很在意。弄得不好，意见可就大了去了。在这件事情上，队长处理得很平稳、圆满，没产生任何不和谐因素。
其实，他的办法原始得没有一点儿技术含量，那就是——抓阄。你家分的地块好坏，就寄托在你自己的手气上了。倘若你抓到了差的地块，只能怪自己手臭，怨不得别人，从而也就没有了闹事的理由。这就是队长处理此类问题的指导原则。为了公平起见，他自己最后一个抓。结果运气不佳，所分地块荣列最差。为此，他被老婆给埋怨唠叨了好久，弄得不胜其烦。
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在现实生活中，像队长那样，真正掌握这一本领的人，为数并不太多。相反，很多人往往会把简单的问题给弄复杂了。所以，扯皮、不满的事情才会那么多，工作效率也难以切实得到提高。
那年冬天，经上级批准，队里宰杀了一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黄牛。由于大牲畜属于公共财物，不能随便私分。而让老百姓掏现钱来买，恐怕没人肯干。牛肉要处理，帐面还得处理，咋办？这难不住队长，他脑瓜一转，就想出了办法。
队长决定，采取“叫行（hang）”的办法来处理牛肉及牛杂。所谓“叫行”，其实就是原生态的乡间拍卖。他宣布，“叫行”时，大家所报价目不必付现钱，先记下帐赊着，等年终决算时一并扣除。这一下，摸准了众人的心理，又有肉吃，还不用掏现钱，何乐而不为？那年终决算，毕竟是比较虚一些、远一些的事情。于是，参与“叫行”的人，便非常地踊跃。
“叫行”大会在生产队的场院里举行，乡亲们黑压压坐了一片，场面很是热闹。操刀手将牛头割下，放在一张破桌子上，队长便喊：“牛头一个，开价一毛！”接着，“一毛一”、“一毛五”、“一毛八”的加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最终，一个老哥报出了五毛六的最高价。队长连问数声无人加价之后，一拍定音：“就是你的了！”那老哥便喜气洋洋地提着牛头，颠儿颠儿地回家炖去了。
随后，“肠子一挂，开价六分！”、“肝花一副，开价八分！”、“后腿肉五斤，开价两毛！”等等，依次类推，牛肉、牛杂乃至牛皮、牛蹄子等等，很快处理一空。我们一帮知青看得乐不可支，直呼过瘾。由此可见，在推行某项工作之前，摸准受众的脉搏很重要。但很多人却不明白这一点，喜欢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做事情。结果自然就如盲人骑瞎马，落得个南辕北辙的结局。
在平账已经绰绰有余的情况下，队长和会计、保管等人一商量，专门匀出五六斤牛肉，让我们知青拿回去开开荤，账则免记，把我们给感动兼高兴得不行不行的。
在我结束插队之前，上级要求我们生产队改选队长。据说，这是根据队长本人的一再请求做出的决定。可能是他觉得这队长当得太累，且又没啥好处，老落家人数落。平日里，他就多次流露过这样的想法。选举前，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哀求大家，让自己过几天清净日子，别再选他当队长了。说到急眼之时，连“谁再选我谁就不是人种”这样的狠话都冒出来了。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他无奈地以高票当选。
后来，他又做了几年的队长，直到分田到户。正应了那句“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谚语，他卸任后据说处境很不好，落了个孤家寡人，少有人搭理。他看问题做事情总是高出别人一头，久而久之，自我感觉良好心态膨胀，不免就有些跋扈起来。再加上心直口快的性格，批评挖苦人的语言想必会愈加尖酸刻薄。人都是愿意听好话的，不管他自己做得如何，这很让人感叹。所谓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推心置腹”，口头说说还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别人不爱听的话说多了，无论出于啥动机，得罪人是不可避免的。以队长的本性而言，落得如此下场，也有其必然的一面。
如今，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拍卖会的情景，不管拍卖的物品有多珍贵，标的额、成交额有多大，场面有多豪华气派，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有才的队长组织的“叫行”大会。
故乡人名趣事
年少之时，俺常回故乡寿光。在享受亲情之余，感觉故乡人在为孩子起名方面，有些事情挺有趣儿。也许别的地方也都这样，但“谁不说俺家乡好”，亲不亲、故乡人嘛，别笑话俺孤陋寡闻啊！
故乡人给孩子起名，一般都起俩，一个大名、一个小名。大名按辈分排序起，比如我的父辈排为“世”字辈，同辈分的人便名为“王世×”。而小名的起法则五花八门，比较有意思。本文主要想说说关于故乡人起小名的一些趣事儿。
根据俺的观察，故乡人给孩子起小名，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是本着名贱命硬的原则，给孩子起一些很低贱的小名。比如“狗子”、“老鼠”、“狗蛋儿”、“狗剩子”之类，甚至还有叫“地蛋子（土豆）”、“秫秸”、“坷垃”的。这一点，大约同别的地方差不多。
其二，是孩子生得多了，连名字都不耐烦认真琢磨着起了，就本着省事的原则，“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儿、小六儿”地排着顺序往下叫。比如我有个本家叔叔，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又一连生了七个闺女。儿子有了小名之后，那一个又一个的闺女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妮儿、二妮儿、小三儿……一直叫到小七儿，直到生不出来为止。顺便说一下，那个时候“小三儿”这称呼，还没有如今这般的另类含意。
其三，是有些个文化水儿的人，接触了一些新事儿、新词儿之后，便拿来给自己的孩子做小名。比如“土改”、“解放”、“援朝”、“文明”、“开明”、“黎明”之类，有的还叫“肃反”、“文革” 等等。与前两类相比，这类名字的技术含量，好歹要高上那么一点点。
其四，是拿一些地名来给孩子取名。我发现，乡亲们为孩子取这类名字，蕴涵的寓意不少，很值得多说几句。
一是有些名字寄托了乡亲们的一种美好期待与向往。比方说，一个乡亲有四个个儿子，分别叫“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全国三个直辖市在他家全齐了。假如那时重庆也直辖了，不知他家小四儿会不会叫“重庆”。有人就跟他们的爹开玩笑：“你见天‘北京、上海’的叫得倒是紧，你可真能去得了啊？”那边厢倒不恼，不紧不慢地说：“早晚的事儿，这辈子去不了下辈子去。”称得上是我心永恒。此外，还有叫“沈阳”、“南京”、“杭州”什么的，但本省的两个大城市济南、青岛倒没人叫，不知是乡亲们觉得不够档次还是别的啥原因。
二是有些名字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比方说，俺爷爷随四野大军打进广东的时候，俺的大堂哥刚出生，小名便叫了“广东”。不久，俺的一个表哥又来到人世。有了“广东”，再有个“广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有个乡亲小名叫“锦州”，是因为他出生时，父亲恰好参加完解放锦州的战斗。还有个叫“淮海”的，是因为他父亲推着小车去淮海战场支过前。“渡江”、“南下”啥的，亦属此类。从这些名字上看，俺故乡这个小小的村庄，倒是很有些个红色的革命传统啊。故乡，俺真的很为你自豪。
三是有些名字的产生就很有些吹牛炫耀的嫌疑了。乡下人没见过啥大世面，有些人偶尔有那么点儿外出闯荡的经历，便不由自主地要吹嘘显摆一番，以示与众不同。比方说，有个乡亲生了俩儿子，一个小名叫“沟帮子”、一个叫“海伦”。当年他闯关东，在这俩地方打过零工。估计后来在外边混不下去了，便又返回了故乡。小时候回故乡，俺听过这老先生神侃，把个沟帮子、海伦吹得天花乱坠，繁华无比，好似北京、上海都不在话下，把俺听得一愣一愣的。长大之后，俺才知道沟帮子只是辽宁的一个三等小站，海伦也不过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而已。
在故乡，人们的小名只能被长辈或者同辈的人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只能由年老的长辈来喊了。年少的喊年长的、晚辈的喊长辈的小名，在故乡被视为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倘若两个小孩子掐架，一个知道对方长辈的小名，并用不那么文明的语言进行了问候，都会觉得是占了天大的便宜。或许是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老婆喊丈夫的小名，也会被人家笑话的。
俺出生在城市，起名的时候没按辈分起，也没有专门起小名，大名去掉姓就是小名，省去一道手续。俺刚结婚那年，带了妻子一同回故乡。她叫俺名字的时候，大娘大婶们都掩着嘴窃笑。那意思是，城里的女人真行，喊起自己老公的小名来，这么自然大方，跟乡下人就是不一样。
如今，每当俺回忆往事的时候，琢磨琢磨故乡那些有趣的人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些趣事，心头便会涌起一股融融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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