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是说好的文学作品看似平淡质直，实际上意境优美，意味隽永。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之美大约如斯。“笨花”是本土产的棉花，当地人不说“棉花”，直接说“花”，这种叫法，很简单。铁凝用这个简单的名字来命名45万字的长篇巨著，看似平淡，实则隽永；看似无奇，实则厚重；看似简单，实则大美无限。“笨花”契合着本土文化的特质，以“笨花”命名的长篇也正契合了我们本土民族的审美意味。

　　一、风俗之美

　　何谓风俗？《汉志》云：“民性有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谓之风；好恶取舍，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

　　风俗首先是与地理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如果把各民族、各区域文化有声有色的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区域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存在着经常的关系。

　　《笨花》的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冀中平原，它的蓝本是一个叫做“笨花”的乡村，这里由于北有滹沱，南有孝河，两河不时翻滚改道，淤出泥滩，淤泥又进化为适于耕种的黄土。这里四季分明，遍种小麦、玉米、高粱，尤其是棉花。春种秋收，秋收冬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春天里播下良种，适时施下好肥，老实地洒下汗水，来年就会有好收成。因此，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勤劳，从不向土地耍滑；实在，从不向土地藏奸；生活殷实而稳定，这是勤劳和实在的收获。比如，西贝家，在小说开篇，作家用舒缓、扎实的笔法勾勒出这样一户人家，他们住在大槐树笼罩下的“严谨”的院子里，吃饭时，从来不变的座次，吃的饭食“常杂以瓜薯”，冬天一件“紫花大袄”，夏天一件“紫花汗褂”，以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便溺方式……作家耐心、精敏而纹理清晰的描述，似乎将读者带入了持重、本分的西贝家生活现场，在这种现场“目击”下，可以看到冀中平原世世代代的农民。

　　无边无际的“花”是《笨花》中地域风物的一个理想代表。笨花人的劳作始于“花”，他们春、夏、秋、冬交替轮回着“站在当街喊”：“种花呀”、“掐花尖打花杈呀”、“摘花呀”、“拾花呀”。那些叫声、那些笑声、那些热闹、那些故事，就冒着人间烟火浓郁地铺展开去。

　　《笨花》对于这一层面的风俗展示，更是恰到好处地动用了细节的铺陈。“笨花人穿着紫花大袄蹲在墙跟晒太阳，从远处看就看不见人；走近看，先看见几只眼睛在黄土墙根闪烁”，这是一幅拙朴而灵动的照片，美至大俗令人莞尔；一套“四蓬缯”被褥，由五彩线交替织成，靛青、煮黑、绛红、鬼子绿染出的彩线。一架织布机，美丽的女人同艾，“身子弯下去，胳膊飘起来；身子直起来，胳膊又摆下去。微晃着头，一幅银耳环在昏暗的机房里闪闪烁烁”，这是一幅诗意、幽雅的重彩国画，美至雅令人遐想神往。

　　语言，是地域文化中最重要的东西。《笨花》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韵致。首先，这些语言保有了浓郁的地方特质，它是属于“笨花”这个特有世界的，不仅为叙事状物，而且营造独到的氛围，传达着独有的感情。同时，这些语言又并非仅限于这些功能，而是更有一份升华和提纯，以及升华和提纯以后的诗意。因此，可以在阅读中感受风俗之美。

　　二、中和之美

　　“温柔敦厚”，国人品性。孔子欣赏《关雎》，其理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安国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中和之美，是孔子哲学理论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

　　《笨花》所处的是一个乱世，各种冲突、矛盾与倾轧，适逢其时，此消彼长。在这种矛盾中，《笨花》的处理不是让人心寒而绝望，而是于“中和”之中体味温暖。向氏家族内部，不是争斗算计，而是长幼有序，兄弟团结、友善。向氏家族对外，不是争权夺利，而与邻人互助、和睦，与外界融洽沟通。

　　向文成解读父亲的建新宅思想时（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思想），深得国人品性。“其一，以可能为依据”，可见其务实不求虚名；“其二，量力而行”，凡事过犹不及，当谨信从之；“其三，仁义为最，不能置村人的利益于不顾”，从不过分，以仁义为根，求个和谐、和睦。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取灯与同艾、文成他们融洽关系的展示与描写。取灯是向喜与第三位妻子施玉蝉一段短暂婚姻的产物，与一直生活在笨花村的同艾、向文成他们素昧平生。但他们一见面，就很快融汇到了一片亲情的海洋之中。小说中关于取灯与同艾、向文成他们见面时的描写是作品中最动人的艺术场景之一。“同艾又从屋里出来了。她手里举着一把摔打衣服用的布摔子，来到取灯跟前……她一手捏起取灯的袖子和大襟，拿布摔子为她掸土，掸完了上衣又掸她的黑裙子。她边掸边埋怨甘运来说：‘你领着孩子回家，怎么就没个机灵劲儿，怎么不让孩子坐车？’”取灯却接上话说：“娘，是我愿意走路的。”同艾为取灯摔打衣服，取灯的叫‘娘’，不仅脱口而出，而且叫得自然，“全家人都听见取灯叫了娘，听见她叫得那么自然，这使得站在后边的秀芝红了眼圈儿”。在这样动人艺术场景的描写与展示中，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乃是一种纯朴、自然而又格外率真的人性与人情之美。这样一种人性与人情之美的描写与展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已经是久违了的。

　　向氏家族与邻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友善。最突出的是关于向氏家族与邻居西贝家族尤其是西贝梅阁之间关系的描写。西贝梅阁自幼体弱多病，她虽然出生中土，但却天然地对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义有着强烈浓厚的兴趣。西贝梅阁的祖父西贝牛是一个性格倔犟的地道庄稼汉，他以及他的家庭自然会对西贝梅阁的行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当然不会认同支持西贝梅阁的“受洗”举动。当西贝梅阁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中的时候，真正理解并支持她的正是邻居向文成。是向文成，在努力地劝说西贝牛接受西贝梅阁的“出轨之举”；是向文成，不仅带领家人去为西贝梅阁的“受洗”壮大声势，而且还特意地为此而创作排演了一出文明戏《摩西出埃及》。应该说，《笨花》中如向氏家族支持西贝梅阁“受洗”这样充满了人性美与善的艺术场景描写是比比皆是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群”即“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孔子言“群”，除有维护氏族和宗族成员关系和谐的意义外，还可以把“群”看成是君子必须具备的一种道德修养。比如，孔子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即把“群”作为一种君子美德来提倡。

　　三、“仁”、“义”之美

　　冀中文化深得孔孟儒学熏染，因而向喜这个从冀中乡村走出的“英雄”人物即以其“内圣外王”理想的实现深得读者的喜爱，而他也是作者最欣赏的一个人物。

　　向喜“内圣”，内心最朴素的道德秩序源自“仁、义”。一是民风、家风淳厚，入则行孝，出则悌，夫妇和顺，待人诚信，对己严谨；二是自幼入私塾读《孟子》、《论语》，虽未竟学，却对孟子与梁惠王对答铭记不忘，以至于其理想的生活状态亦缘自《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仅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向喜“外王”，他作为一个乱世中旧军人的成功也得益于“仁、义”。他能够应征入伍，因其略通《孟子》；能够加薪升职，因其略通文字；他守信用，受人恩惠，当效其力，因而伤亦守在阵地，最终攻下“龟山”；他爱护部下，他坦诚待友，战乱之时也立得战功，乡里家人为之自豪。

　　向喜在可以继续加爵时毅然选择了“离开”，退隐“粪场”，又何尝不是对“仁、义”之践行？如果仅止于此，其人生对“仁义”之书写已经无可挑剔。可是，当国难之时，岂有安逸之隐？唯当国难，方显忠烈。向喜最终将生命结束于枪下，当第二个日本人在他的枪下倒下时，他“冲自己的太阳穴开了第三枪”。这是一个军人的牺牲方式，这是一个英雄的牺牲方式。

　　“仁义”之美何止于此，向文成，聪明、睿智、博学，怀仁爱之心，开“世安堂”药房；怀天下风云，订《申报》，开“春蕾书店”。他是村民身体健康救助者，更是笨花村知识与文明的传播者。

　　同艾，内敛，隐忍，上孝公婆，下教子嗣。在与小治媳妇在房顶叫骂、向桂大房扔子折磨小妮子、向喜二房二丫头耍蛮刁钻的对比中，更让人心生对这个仁义贤惠女人的爱怜与敬重。

　　更有取灯，舍生取义，爱国爱家，自不待言。单是她对两个继母的好，用向文成的一句话说：“那是她的仁义”。

　　“仁义”，作为一种为人的理想范式，如日月的光辉，永恒而美丽。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国难当头时同仇敌忾的深明大义，更有震撼之美。向文成、取灯、向武备、有备、向文麒、向文麟，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了抗战的洪流之中。还有西贝时令、瞎话、留日归来的外科医生佟继臣等，也都十分自觉地投身于抗战的事业。温柔敦厚的笨花人，以一种踏实沉默的反抗姿态，显示是“仁义”之大美，显示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力量与希望所在。